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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破產制度演進探析

發布時間:2018年4月19日  來源: 貴陽公司法律顧問     http://www.glatqy.tw/

[摘要] 對破產制度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應然層面(理想化的規則)、法律層面(各階段法律確定的認可的規則)、實然層面(實際運行的規則)。常說的破產制度指的是第二、第三層面,我們也常常用第一層面的規則來分析和完善第二三層面的規則,因此破產立法將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
[關鍵詞]制度 破產破產清算破產和解破產重整

序言
人們普遍認為制度是一種行為規則,這些規則涉及社會政治及經濟行為。美國新制度經濟學派代表人物之一d.c.諾斯(d.c.north)就指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更規范地說,它們是為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而人為設定的一些制約。”
從經濟學的角度去分析制度可以揭示其豐富的內涵:⑴制度與人的動機、行為有著內在聯系。歷史上的任何制度都是當時人們的利益及其選擇的結果,人們追求效用最大化都是在一定的制約條件下進行的,這些條件就是制度。⑵制度具有經濟屬性——影響人們行為的成本與收益。⑶制度類似一種“公共品”,它規定了人們共同的行為規則,是既定利益格局下的公共選擇。制度安排是制度的具體化,制度安排至少有兩大目標,一是經濟性原則即能產生一定的經濟效益,一是安全性原則即可以實行為合理化,然而經濟性原則是分析制度的首要的原則。
對破產一詞,從事實的角度來看,它是一種狀態,即債務人處于不能支付到期債務的一種事實狀態。從法律意義角度來講,破產則為一種程序,即當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時由法院對其進行破產宣告、對其為概括性的強制執行、以使全體債權人獲得公平清償的程序。
對破產制度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應然層面(理想化的規則)、法律層面(各階段法律確定的認可的規則)、實然層面(實際運行的規則)。常說的破產制度指的是第二、第三層面,我們也常常用第一層面的規則來分析和完善第二三層面的規則,因此破產立法將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現代破產制度除了包括傳統的破產清算外,還包括破產和解,破產重整等破產預防制度。本篇論文將把企業破產制度分三個發展階段來闡述。

一、清算制度 :傳統意義上的破產制度
傳統意義上的破產制度,即破產清算,也可理解為狹義上的破產,是指當債務人出現破產原因時在法院主持之下強制性地清算債務人的財產以最大限度地滿足債權人的受償要求。從實質上講,破產清算是一種財產執行方式,是用來解決債務人全部資產不足以清償所有債權時,為保證全體債權人的公平受償權利而依法進行的對債務人財產的概括執行的程序。對企業而言,破產清算是企業終止形式之一,通過破產清算破產企業全部財產分配殆盡,企業退出市場競爭終止法人資格。盡管在社會經濟聯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傳統的破產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但破產清算在破產制度體系中仍不失為一種重要的債務清償方式。當無和解可能或重整必要,或者雖經和解及重整程序但仍未達到預期目標,仍要對債務人進行破產清算,強制性地終結債權債務關系,破產清算仍是處理債務危機的最終選擇。
破產清算制度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產物,有著深厚的社會經濟基礎。它不是立法者隨心所欲的創造,也不是法學家的憑空想象,它代表了人類對公平、效益和秩序價值的永恒追求。從破產清算到破產和解再到破產重整,是立法者審視實在法,總結經驗,演化法律的結果。我們通過分析破產清算制度的價值取向,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產生的法理基礎,以及和解、重整演化的歷史軌跡。
1破產清算中的公平原則
公平是人們對社會事物進行價值評價時的一種觀點,一種價值評價形式。以何標準來判斷公平,有以下幾種不同的公平觀點:其一,平均分配的公平觀,它主要將社會財富及其他全部的價值在全體社會成員中進行平均分配。其二,結果均等度公平觀,它允許分配的結果有一定差距,但要求將差距控制在一定限度內。其三,機會均等公平觀,它要求每個人都有參與市場競爭及其他場合的平等機會。其四,按貢獻分配的公平觀,其要求把對社會的貢獻大小作為分配權利和義務的根據。公平作為一種評價準則,滲透于社會各個領域,破產制度與公平的緊密結合相互滲透的結果就是破產制度的公平。公平作為破產制度遵奉的價值觀,意味著公平不僅應在靜態的破產法律規范體系中得到確認和體現,而且應在動態的破產法律實施的各個環節得到實現和維護。破產清算設立的初衷是為確保同一順序的債權人享有平等的受償機會。破產清算,力求避免債權人爭先恐后行使請求權發生的混亂,盡量協調債務人和債權人、債權人和債權人之間的利害沖突,使所有的債權人在平等的條件下接受清償以及承擔不能受償債權部分的損失。
確保債權人的公平受償是破產清算的固有傳統。一方面,破產使各種不同性質的債權獲得不同的清償效果,從而使債務清償與債權的性質、地位相適應。雖然各類債權都表現為債權人享有某種經濟利益的可能性,但依據法律的規定不同債權的性質、地位及受保護的程度各有差異,當數個債權人向同一債務人主張債權,而債務人的資產又無法償還所有債權時,就需要根據各債權的性質和地位,分別實行全額償付、部分償付或不償付。另一方面,破產清算使得同一性質的若干債權按相同比例得到償付。在破產財產不足以償付各債權人的全部債權的情況下,處于同一清償順序的同一性質的若干債權,將按比例分配。破產清算,從這兩個方面保障債權的公平受償。
破產清算立足于以債務人的全部財產保障債權的公平受償,從債權的角度來看無疑是公平的。但這種以犧牲債務人利益來滿足債權人要求的制度,對債務人是否公平,則大打折扣。
2.破產清算中的效益。
在經濟學家眼中,法律制度歸根到底是受效益原理支配的。法律制度安排實質上以效益為軸心。以效益為法律所追求的目標必定對法律制度產生以下四個方面的影響:⑴.對法律調整范圍的影響。⑵.對法律調整方法的影響。⑶.對權利義務分配的影⑷.對法的程序的影響。
破產清算中的效益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⑴破產清算是實現資源重新配置的手段。破產清算是實現資源重新配置的一種不得已的手段。當一個企業陷入債務困境時,以企業為中心的資源難以有效利用,從而影響其配置效率,那就需要對其重新配置,以趨向其資源效用最大化。破產清算即是一種對債務企業資源重新配置的制度設計。
⑵破產清算會調整產品和產品結構。其原理是:全社會產業和產品結構不合理導致產業或產品結構處于劣勢的企業經濟效益不高,又進一步導致這些企業嚴重虧損,不能償債,這種狀況的必然結果就是企業破產,將破產企業的資產分配至結構更合理更***的行業或企業中去,從而實現全社會產品結構趨于合理。
⑶破產清算的危險使企業加強管理,提高效益。破產清算實質上成為一種常規性的檢測手段,將經營效率低下的企業強制清除,借以促進企業提高管理水平,提高經營者和員工的素質,從而增強現實企業的***程度,最大限度的利用現有資源。
當然,在滿足人們對效益的追求的同時,也存在資源浪費,不利于債權最大化的固有缺陷。
二、和解制度:對傳統破產制度的第一次革命

(一)破產清算制度的缺陷及破產和解的產生
當債務人生產經營陷入困境出現破產原因時,各國傳統做法是對其適用破產清算程序,即以債務企業全部財產平均分配給各債權人,破產企業因財產分配完畢而終止。對債務企業而言,適用破產清算程序是迫不得已的最后選擇,破產清算制度本身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缺陷,主要表現為:
1.破產清算制度的機會成本巨大,其增加了社會成本卻沒能帶來社會收益,不利于社會資源發揮更大作用。首先,在破產清算完畢以前,因制度的約束債務人不能支配其財產,且債權人也無權經營破產財產。在漫長的破產程序中,破產財產一直處于閑置狀態,極大地浪費了社會資源。其次,在破產清償中,強制變賣拍賣破產財產使其實際價值大大減少,加劇了社會資產的流失和浪費。最后,強制償債制度客觀上將處于困境的債務人推向"死亡"的境地,滋生了債務人的消極不滿情緒,企業的商業秘密,有巨大價值的各種社會關系網絡,潛在的交易回報等方面的利益因素就難以保留和變現。
2.適用破產清算程序使債權人受不應有的廉價分配,不利于對債權人利益的最大保護。通過破產清算程序處理債務人的財產一方面所花費的程序費用高昂,耗費巨大的時間和精力,這是債權人不愿承擔但又必須承擔的后果。另一方面,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信用和財產已無法避免無形價值損耗,如果再以破產分配處置債務人的財產,債務人財產讓渡和處理也將受拍賣的廉價損失,最終均由債權人承擔,使債權人可以從債務人財產中受償的比例進一步降低,例如在經濟發展不錯的日本,破產分配率平均也只有2%一3%左右。
3.適用破產清算程序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無法估量,導致社會運行成本上升。企業破產后,企業職工無以依托,淪為失業者,加重社會救濟的負擔,影響社會的穩定;同時,在社會經濟聯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一個企業破產,將會給關聯企業帶來連鎖反應,致使社會經濟生活的正常運轉不協調,給社會造成無法估計的損失。
和解制度的產生,為預防企業破產避免破產的負面影響提供了一條途徑。破產和解是指在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時,為避免受破產宣告或者破產分配,經與債權人會議協商,通過達成的關于債務的減免、延期清償或其他解決債權債務的協議,以圖債務人復蘇最終清償債務的制度。破產和解,可以指一種法律制度,也可理解為一種法律程序。
從實質上說,和解與清算制度一樣,重在清償。立法設計強調如何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使債權人公平受償,且兩種程序均由債務危機所引發,但對債務危機的解決方式的價值取向卻明顯不同。破產強制清償是一種消極的方式,只是現存利益的一種重新分配,沒有把現存利益做大再分配的積極計劃。和解是一種積極償債辦法,通過債務的減免或延緩,緩解了債務人積淀的負擔和壓力,為債務人復蘇再建提供了機會和條件。在這種狀態下,有可能通過恢復債務人的生產經營能力來促進債權的實現,這也實現了個體收益與社會收益的同時最大化。從根本上講這有賴于債務人的償債預期。復蘇債務人的目的是為償債,復蘇與償債目標是同一的
. ( 二)破產和解制度的積極意義
作為預防破產清算,主動積極地妥善處理債權債務關系的破產和解制度,具有重大意義:
1. 破產和解制度標志著破產制度的重點從清算型破產到預防型破產的轉變。
2. 破產和解制度在保護債權人利益的同時,開始兼顧債務人利益,最終還是社會利益的最大化。破產制度的價值取向從一元化到多元化邁進。
3. 破產和解制度能實現個體利益(債權人或者債務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最大化。
三、重整制度:對傳統破產法的第二次革命
(一) 破產和解制度缺陷和破產重整制度的產生
雖說和解制度的初衷是為了解決避免破產宣告帶來的消極影響,但因其自身的救濟手段貧乏,故只能消極的避免而不是積極的預防和拯救。
和解制度的局限性體現在:
1.和解是在債務人已具備破產原因時方可提起。各國立法規定一般將破產原因適用于和解原因。如日本和議法第12條規定---存在有破產原因發生時,債務人得提出和解開始的申請。
2.和解中,一般只是債權人向債務人作的消極讓步 ,和解協議只涉及債權人讓步幅度。債務人清償債務的來源、期限及方法,如何采取措施來改善企業的經營管理等則屬于債務人的事,和解只有債權人讓步而無債務人采取積極措施整頓的規定,這一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和解作用的發揮。
3.和解的出發點不在于挽救企業而在于對債務的最終清償。
4.和解基本上采取自愿的方式,法院干預的程度有限。法院既不能強迫債權人會議接受和解協議,也不能限制擔保物權的行使,而擔保物權一經行使,則企業恢復生機的希望會更渺茫。擔保物權相當發達的今天,擔保物權往往覆蓋著債務企業的全部或大部分財產,故擔保物權一經行使,企業就失去了賴以生產經營的物質基礎,失去了復蘇的可能性。因而,在客觀上需創設一種新制度來彌補和解制度的不足。
隨著企業大型化、集團化、國際化的發展,企業破產的負面影響也越來越大,破產成本也日益高漲。各國立法更加注重對債務企業的破產預防,單靠和解制度已經遠遠不能適應現實需求,從而導致了另一種具備積極挽救功能的新制度——破產重整制度——的產生。
破產和解制度產生約50年后,隨著社會化生產程度的提高,西方國家對其開始不滿,認為破產和解制度僅是對破產債務的減免或延緩,雖有利于債務人清償能力的提高,但沒有觸及債務人生產經營能力。基于此,英國率先建立了公司整理制度 (arrangement),此項制度繼而傳入美國,在美國形成了公司重整制度 (reorganization)。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借鑒英美立法經驗制定了公司重整法,破產重整制度在各國逐漸建立起來。
破產重整,簡稱重整,也稱整頓或更生,指對已具有破產原因或有破產之虞而又有再生希望的債務人實施的旨在挽救其生存的積極程序,其主要內容及特點如下:(1)重整原因較破產原因為寬,即使債務人尚未有不能支付的現實狀態但有不能支付的危險和可能時,即可對之開始重整程序。(2)重整程序的申請人廣泛,債務人、債權人、公司股東、董事會均可提出。(3)重整措施廣泛,主要有:限制擔保物權的行使,使股東參加重整程序可以對企業的虧損進行填補,公司可以依法發行新股以籌集資金,也可以將企業部分轉讓以取得重整資金,在企業不能籌集資金時還可以將企業整體轉讓易主經營以使企業獲得新生。(4)自治機關為關系人會議,由重整債權人及股東組成,以分組表決的方式決議問題。
二)破產重整制度理論的基礎
1.破產重整制度的成本與收益。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重整制度的產生遲于破產清算及破產和解制度,它是在公司制度產生后才出現的,特別是由于技術革新與世界經濟聯系日益密切促使企業向大型化、集團化、國際化的方向發展,人們意識到,采用傳統的破產方法勢必使那些投入了大量資金,通過巨額資產的有機組合向社會提供商品及服務的企業解體并消滅,企業破產最直接的后果是生產力的浪費與工人的失業,失業大軍的擴大不僅加重社會負擔而且易誘發社會動亂。一個企業并非獨立的存在,它通過原材料的提供、產品的銷售等方式與眾多企業連接起來,一個企業因破產而消滅,必然會對社會產生連鎖影響,企業的國際化給破產的適用帶來新的困難。一個大型跨國公司組織龐大且分散于多個國家,高昂的破產成本加上復雜的法律沖突,令各方望而生畏,對這些企業來說,破產預防遠比破產清算更符合“經濟人”假設。
2.凱恩斯國家干預經濟理論的影響。眾所周知,20世紀30年代以前,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都信奉自由競爭、自動調節、自由放任,政府只充當"守夜人"或"看門犬"的角色。西方經濟學盛行"市場萬能論",由亞當·斯密所稱 "看不見的手"自動調節經濟,國家不應干預。然而,30年代爆發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它不僅給資本主義制度以沉重打擊,而且也宣告了西方傳統的"自動均衡"經濟理論的徹底破產。正如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 (johnrobinson,1903一1983年)后來指出的:“那種保持充分就業均衡的趨勢的學說,未能經受住30年代市場經濟完全崩潰的考驗。”早在1926年,凱恩斯就發表了《自由放任的終結》一文,主張把某些"調節經濟"的職能交給國家,以便使資本主義比他所能看到的“任何別的制度”“能夠更加有效地實現經濟目的。”1936年,凱恩斯出版了他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在書中凱恩斯把他以往的政策主張:如放棄“自由放任”,加強國家對于經濟生活的干預;用政府舉債支出的方式以增加國民購買力;政府舉辦公共工程等加以理論化,提出了一套通過政府來調節和穩定經濟的理論體系。凱恩斯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切弊端均歸于個人主義的絕對膨脹,要根除這些弊端,政府的機能不能不擴大,這雖然是對個人主義的極大侵犯,但是現代經濟就其本質特征而言是整體化、社會化、規模化的經濟,各個經濟活動主體之間的關系日趨密切化和一體化,某一經濟組織的崩潰或解體往往給相關經濟組織帶來災難性的影響,各經濟組織間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影響巨大,因此,防止各大經濟組織的破產即成了國家政策的首要目標。
3.近代民商法觀念的新變化為重整制度奠定了法理依據。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壟斷時期后,雖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們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但越來越多地直接對市場活動進行干預,對競爭和壟斷作必要的限制,反映壟斷時期市場經濟的新特點。20世紀以來,民商法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由于個人本位、私權絕對和意思自治,公法私法之間的界限分明。隨著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過渡到壟斷階段,國家間經濟活動的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國家日益加強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對私權絕對和意思自治加以限制,出現了"私法公法化"的趨勢。由于保護壟斷資本利益的需要,資本主義各國民商法的修訂都增加了社會本位的色彩,民商法觀念由個人本位轉向社會本位。縱觀破產制度的發展歷程,從破產清算到和解再到重整,無不刻下了民商法觀念轉變的烙印,從最初的單純保護債權人利益到開始兼顧債務人利益,在重整中,則完全把社會利益擺在首位,為了挽救債務人,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不惜以犧牲債權人利益為代價。
三)對重整制度的評價
如果說和解制度的引入是完成了對傳統破產制度的第一次革命,那么重整制度的引入則完成了對傳統破產制度的第二次革命。現代破產制度發展至此,其制度的價值本位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它的注目點已隨著歷史的車輪越過了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個體利益,轉而成為以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和社會經濟結構***為本位的社會利益。重整制度的設計,處處體現著把維護社會整休利益放在首位。鑒于和解不能限制擔保物權行使的不足,重整制度的設計者突破了傳統的“物權優于債權”的局限。重整程序一開始不僅所有的民事執行程序均應中止,而且對債務人財產享有擔保物權的債權人也不能按一般民法程序行使其擔保物權,必須按重整計劃安排行使。這一規定使得重整在對債務人的挽救上有了物質保障。重整程序的開始以申請主義為原則,但申請人的范圍廣泛,債務人、債權人、公司股東、董事會均可提出。在法國,根據法國1985-1998年法律,法院可依職權或經共和國檢察官請求宣告重整的開始。與和解中僅由債務人申請相比,重整適用性更強。重整程序中的自治機關為關系人會議,由債權人和股東組成,采用分組表決的方式決議問題,即根據不同的標準將債權人股東分為若干組,各個小組再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進行表決。這種分組表決的方式限制了債權人的發言權,有利于整計劃的通過。正是由于這些強有力的措施,重整制度的預防破產的功效才得以發揮。
但是,重整制度也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它也有自己固有的缺陷:
1.重整制度的成本過高。與破產清算、破產和解相比,重整費用過高。
2.不利于對債權人利益的保護。重整制度的適用是國家公力干預,以犧牲債權人利益為代價。這種以犧牲債權人利益來挽救債務人,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作法,是否會導致對債權人利益的漠視,從而與法律的正義價值相沖突?過分強調社會整體利益而限制債權利益是否公正?重整中限制擔保物權的行使是違背擔保的功能?這不能不是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的問題。法律正是依據正義的原則調整人們之間的利益沖突,在一般情況下,犧牲少數人利益以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法津認為是公正的。但是,也絕非意味著少數人的利益可以不予關注,這里有個度的問題,具體在重整程序中,如犧牲的債權人的利益加上重整成本大于所維護的權益即為過度。在立法上必須對重整的適用加以限制,以有效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否則重整制度的運用會從一個極端走上另一個極端,過分強調社會公益導致政府權力的膨脹和對私權的漠視,這種后果將是災難性的。
3.重整有可能被濫用,成為逃債的合法的“避風港。”重整的創設是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本位,以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為出發點。但其運用的結果,債務人不僅可以延期或減免償債,對原先設定擔保的債務也無須履行,債務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這樣立法上就難以排除債務人濫用重整,將重整變為其逃債的合法“避風港。”
參考書目
1.道格拉斯·c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效益》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
2.孫選中:《現代企業導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3.張彥寧:《赴日本、香港考察破產法的感受》,載《中外法學家》,1996年第2期。
4.瓊·羅賓遜:《經濟理論的第二次危機》,《現代國外經濟學論文選》第1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
5.宮川知法:《日本倒產法制的現狀與課題》,《外國法譯評》,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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